簡介
　　巴西成人教育家Paulo Freire近來受到教育學術及教學社群的高度關注。Freire於1960年代在巴西及智利等處所進行的成人識讀教育活動在他兩本書《教育：自由的實踐》(Education: the Practice of Freedom)及《追求自由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都有詳細的描述，並且在過去25年來吸引了許多注意。至於Freire後期(1980年代以後)的著作則對其早年的實際活動提供了更多的理論說明。不過作者認為奇怪的是，竟然少有學者將Freire的成人教育方案中的論點與其後期著作中所倡導的觀念予以統合。
　　本篇文章的目的就在探討「字詞」(word)的多面向意義。對於Freire而言，word這個字包括了說的、寫的與行動的面向，它提供了識讀教育方案的主軸。作者認為，Freire所講的「識讀」(literacy)觀念要比傳統更為廣泛。從Freire的觀點來看，識讀是一種政治的現象，與著個人及集體經驗間有著密切的關係。Freire所講的批判識讀(critical literacy)不只代表著對於書面文獻的識讀，同時也要發展出一種反省性、對話性、實踐性的社會存有(social being)模式，批判識讀植基於希望的敘事(縮影)(a narrative of hope)、鬥爭的倫理學(an ethic of struggle)與改造的教育學(a pedagogy of transformation)。

內容摘要
壹、 前言
　　Freire是廿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教育理論家之一。隨著《受壓迫者教育》英文版於1970年的問世，其觀念迅即在國際間流行。Freire的教育理論奠基於在1950及1960年代在巴西及智利的成人教育經驗，吸引了教育工作者、政治運動者、神學家、社會工作者、諮商與心理學者等關注。而在1980年代晚期及1990年代早期，Freire一系列對話書籍的出版，又使其著作重獲學界的重視。
　　Freire著作之所以持續受到歡迎，作者認為有部份原因是來自他著作中深刻的充滿希望的(hopeful)特質。從Freire晚期的著作《Pedagogy of Hope》( 1994)，即可得見「希望」一詞在其著作中的重要性。而從Freire一生教育工作的寫照，也可得見其希望的敘事，Freire永遠都不會讓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在《Pedagogy of the City》(1993)，他注意到當時巴西民主教育工作者所面臨到的種種阻礙，其他類似的困難也可見於智利、幾內亞─比索、尼加拉瓜與格拉納達：這些地方Frerie都曾到訪。Freire從不恥言自己是個「烏托邦夢想家」：希望透過各種形式的鬥爭，能夠讓這個社會更少不公、殘忍，更多民主，更少歧視、更少種族與性別的歧視。（p.310）
　　作者認為，有關Freire在成人教育上的實際活動已有許多作者探討過，但有關其識讀「理論」(theory of literacy)則少有人提及，特別是將Freire晚期在識讀上的理論創見和他早年的實際成人教育原理予以串連，這篇論文就是要填補這個缺憾。作者認為，Freire在識讀領域中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可以將其理解為希望敘事的同一個面向。作者以過去25年Freire作品為範圍，探討了其成人教育的重要特徵，特別是將焦點放在字詞與世界(word-world)的關係上。首先這篇論辛先思考Freire政治、經驗與識讀之間的關係。然後，再探Freire成人識讀教育中對話的重要性。第三部份裡，則將重點放在word所具有的多面向意義分析(包括口說、書面與行動的層面)上。最後一部分則鉤勒廣義的批判性識讀的概念特徵，該批判性識讀係以Freire的人性概念以及希望倫理學和教育學為基礎。Freire認為人是反省的、對話的、實踐的存有。(pp.310-311)

貳、 政治、經驗與識讀
　　識讀，典型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不過有關識讀益處的主張還是得要小心探討。Freire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對於一些流行的關於識讀價值與結果的說法就已有一些批判。在《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1972)，Freire就批判了許多成人識讀教育方案中的知識的「消化」(digestive)概念。他指出，文盲有時會被視為「營養不良的」、「有害的」或是「有病的」的人們，需要識讀的「治療」。對於書面」字詞的儲存則被視為提供給文盲「吃」及「消化」的「靈魂的麵包」。這種關於「識讀」的概念所提供了是一種家長式的人道主義識讀運動，教師則被視為是施予的人。但Freire觀察到，光教人們讀與寫還不夠，如果沒有足夠的工作提供給人們的話。Freire認為，文盲是一種結構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ies)的反映或呈現，而不是原因。Freire該這些成人文盲是「為他存有」(being for another)，他們是壓迫性社會秩序下的受宰制者，是以解決文盲之道，在改造整個壓迫情境。識讀因而成為克服壓迫社會情境鬥爭過程中的一個因素(p.311)。
　　對於Freire來說，識讀的理解有其脈絡性。讀與寫通常發生在某些特殊的政治條件下，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任何要去建立一個識讀方案的嘗試(如果它要更具有人味的話)都必須檢視當地的文化，它必須認識參與者當地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的本質。是以Freire堅持在巴西的識讀工作，最初必須要去調查當地的課題、實際及條件。(pp.311-312)
　　 Freire認為，識讀總是一個政治的現象，決定要使一個人能夠識讀，是政治的決定，要而去否定識讀，也是政治的決定。Freire認為在面對識讀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一是形成一種識讀的教育學，其目標在馴化人群去適應接受壓迫性的社會環境；或是培養閱讀及書寫的形式，能夠去挑戰社會的環境。
　　而言之，要作為識讀方案的起點，字詞必須植基於參與者本身活生生的經驗。Freire本人在巴西的工作就可提供一些例子。Freire以與巴西一些日常生活層面對應的生成(“蘊藏”情感)字詞作為方案的基礎，此外他也認為，相同的原理可以適用於教育範圍的所有階段，無論是成人或兒童。人們首先學習讀寫的字詞，應該是他們的字詞：是來自他們世界的字詞。
　　 這並不意味個人的經驗就代表了識讀方案的終點目標。Freire認為教育應該鼓勵人們超越(go beyond)他們現有對於世界的理解(無論是否透過讀寫或是其他社會實踐的形式)，教育應該去挑戰人們既有的想法，要求他們比習以為常的看法想得更多，拓展人們既有的批判能力。Freire認為每個人都有其特有的獲得至少一個領域知識的方法──他們生活經驗的現實。沒有其他人能我一樣知道我的世界──我的知覺、情感、渴望、苦痛、活動等。如果學習者無法與教育者所說的發生關連，識讀計畫不可能成功。與現有知識與經驗之間的連結愈強，學習者就愈能產生進一步學習。
　　 若一個識讀運動在最後無法讓學習者產生對於世界更多的理解，那此識讀運動就是失敗的。因此，「改變」（change）的觀念在Freire理論中相當重要。不過在超越「現在我們所在之處」（where we are now）的過程中，我們有必須不斷回到「舊有的」或是現存的觀念中，以便理解我們在面對「新」的過程中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在Freire所從事的識讀工作中，很重要的是要去從新經驗的角度重新詮既有的現實概念。當Freire討論「經驗」時，所指的是整個由實踐、關係、活動及互動所形成的網路，還要再加上物質的現象(其為一個人理解其世界的根源)。這種形式的理解，提供了一條遇見新觀念的重要道路，但它也不應不經批判地被視為是我們閱讀現實的最終或最精確的方式。(pp.312-313)

參、 對話的重要性
　　在知識的現有與新的形式以及任何教育行為中的經驗之間，對話是一座重要的橋樑。對話是某個人了解另一個人世界的方法(如果它是可能的話)，透過對話，個人也可以重新創造出他自己在這世上的存有方式。正如Freire所言的，對話可說是識讀過程的本質，因為無讀閱讀或書寫，至少表示了兩個或兩個以上人們間的關係，從Freire的觀點來看，語言必然是社會性的、是共享的，而這也正是Freire對話觀念的起點。(p.313)

Freire談到互為主體、相互溝通(intercommunication)是人性的基本特徵。沒有人可以獨自地思考、行動或存在。這一點在教育及識讀上有重要的意義。作者在此引用了Freire的一段話(Freire, 1976, 148)

　　當教育工作者實行自己的研究之時，當認知主體與一個知識對象面對面的站在一起時，他們只有看似孤獨。這不只是因為他們與之前進行相同認知行動的人們之間有著神祕而不可見的對話，他們也從事與自己的對話….當他們問得愈多，他們就愈感覺到他們對於知識對象的好奇心並沒有減損。只有當它與人類和世界孤絕時，它才會消失。(p.313)

　　其他人們有否真實出現，並非所有形式對話的要件，在讀者與文本之間，仍有可能建立對話的關係。從Freire的觀點來看，書本必須活讀(actively engaged)：這意味讀者必須進入一種與文本的特殊關係，當它在我們與它談話的時候，可以向我們談話，讀者必須須將書中所遇見的觀念應用在自己的奮鬥及物質環境中，同時在”重新書寫”本文的過程中將自己的經驗帶入。Freire認為，閱讀需要去”掌握”(seizing or grappling)文本，一方面去挑戰文本，同時也要接受文本的挑戰。在一個真正批判的情境中，對話也需要有對他人的尊重，因為和文本角力(wrestle with)就代表了理解作者觀念的價值。(p.314)

　　而在教育及教學方面，Freire將對話當成思考主體(thinking subjects)之間一種溝通的過程，這種溝通是以研究的對象為媒介，發生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之中。教育的(教學的)對話總是有目的的溝通(purposeful communication)：對話的目標是要批判地探討某個特定的主題、問題或論題，以便能找到可以解釋研究對象的首要理由(raison d’etre)，並且為世界”命名”。解放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中的對話，其實是具有結構及嚴肅的，需要教師及協調者能夠作某些指引。因此，教學的對話預設了兩個或以上人們之間的關係，但又更超越該層次，進入一種認知主體間更深層的關係。
　　對教育工作者來說，對話提供了一條「進入」不識字者世界的「道路」，捨此之外別無他途。同樣的，對話也提供一條學習者進入教育工作者世界的道路。識讀計畫中對話的目的不只是要使學習者獲得閱讀及書寫的能力，而是要促進一種對於參與者社會世界的批判性理解和改造。(p.314)

肆、 Freire理論中的字詞的多重涵義
　　在 Freire的識讀工作中，並沒有計對「口說」(speaking)及「書寫」(writing)作嚴格區分，至少沒有畫分”階段”。透過口說，生成字詞(generative words)同時是對話的一個對象，生成字詞也是一種方法，透過它，口說可以用一種文字的方式來反省及修改。
　　在這樣的過程中，字詞與字詞之間的關係是經過辯證的重新定義。Freire強調，若不先閱讀世界，就無法閱讀字詞。Freire發現到，在他的識讀計畫中，許多的參與者都習於將外在的壓迫情境視為是「命定的」或「神的旨意」，因而傾向將他們自己的世界作魔法似地解釋。而透過口語進行批判的討論來介紹書面的字詞，可以使得他們的閱讀重新被解讀(re-read)──轉化。同時，協調者本人的文字世界也被解神祕化──當參與者學習到如何將生成字詞中的音節組成形成新字詞後，書寫本身的「神祕」就被解構了（p.315）。
　　作者認為，我們可以從word一詞的多面向意義，就可看出來Freire是將口說、書寫及行動統整在一起，在一個真正具有對話性的識讀計畫中，這三個面向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在學習讀與寫的過程中，口說的字詞、書寫的字詞以及真實的(true)字詞之間有不斷的互動。字詞，對於Freire而言，就是一種實踐(praxis)：一種反省與行動的統合。事實上，在Freire的用法中，字詞(word)、勞動(work)與實踐(praxis)都是可互換的字眼：都意指透過與其他人的關係，進行對於現實的有意改造。根據Freire的說法，字詞，可以說是根本的(primordial)人權，識讀則屬於所有身為人類的人們，要具有人性(be human)就必須能夠識讀。準此，字詞，不只是閱讀、書寫書面的文字，Freire強調它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而不是少數菁英的特權。(p.315)
在理解Freire有關識讀的觀念時，字詞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很要緊的。　　　　Freire並不是說，字詞與世界，或是文本與脈絡(text and context)之間是沒有任何區分的：他只是指出有不同種類(kinds)的”字詞”(口說、書面與”真實的”)以及”文本”(書面的文本和社會現實本身就是一文本)。而對於Freire來說，世界不只是一種複雜的跳動符指(dancing signifiers)間的關係連結：所謂的現實還具有一具體、客觀與物質的面向。字詞─世界間關係的”世界”，是由人類的反省活動(reflective activities)所構成，社會制度是由人類所創造，人類塑造了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客觀世界的物質層面。當Freire講”說出一個真實的字詞”(speaking a true word)，代表的是現實中有需要被改造的面向。”字詞”一方面是”世界”的一部份，另方面，人們也必須透過它來塑造改造這個世界。”說出一個字詞”(不管是那一種)，就是一種過程或是一種行動，一種與他人、與世界的關係。正是在這較大的”世界”中，”字詞”運作著，所以字詞必然是一種社會的過程(pp.315-316)。
　　不只是”字詞”必然”在”世界中發生，世界也總是存在於”字詞”中，要掌握這個觀念可能有些困難，但這個觀念對理解Freire的識讀概念甚為重要。字詞總是要在某個特定脈絡中被講出或寫下，總是要存在於某個特定的物質環境，受到特定的意識型態的影響 ，而且是某個獨特社會關係網絡的一部份。但是標示出這些背景或環境的特性，還是得要透過字詞的本身來表達(live through, 經歷)。字詞絕對不是無生命，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它們是被世界所編造(forged)、創造出來的，而且也受到世界的制約(p.316)。

伍、 拓展識讀的範圍──批判性解讀與書寫
　　Freire的識讀工作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在他強調閱讀與書寫時批判的重要性，Freire主張應從批判的角度來看待”字詞”及”世界”，這不僅適用於成人，也適用於兒童。閱讀應該是一種主動、對話與批判的過程，它才會成為”快樂的”(joyous)，書本也只有當我們是批判地主動參與時，才會是”美麗的”。除非它是批判的，否則閱讀不可能成為一種認知(knowing)的行動。
　　在Freire早期的作品中，識讀中的批判，主要是與”覺醒”(conscientization)的概念有關。在Freire的識讀計畫中，其所關注的是如何使不識字的成人從一個神話或天真的意識朝向批判的意識來發展。甚至我們可以說，Freire的目的就是「使文盲能夠很快地學習到寫與讀，同時學到社會為何是以此或以彼方式運作的原因。而在其他的論述中，Freire則不斷地強調在識讀的過程中應該具備某種態度。我們應該以一種尋索、發問、好奇、不停的方式來接近文本。閱讀應重質(quality)，而不重量。(pp.316-317)
具有批判性識讀的能力，從Freire的角度來看，代表的是要發展出一種對於世界的特別因應方式(orientation)。所謂的批判地閱讀”文本”，必須是(也只有是)透過對於某個特定”背景”的批判閱讀，才有可能發生。批判性閱讀與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不斷互動有關。批判性閱讀的目標就是要透過對於文本與脈絡彼此之間關係的探究，發展出一種有關文本與背景的更具批判性的理解(p.317)。
　　是以，在Freire的批判性識讀中，文本與脈絡之間傳統界限可能會隨之崩潰。在Freire討論到閱讀時，所講的”文本”通常都是廣義的文本。Freire認為實踐──反省與對於世界的行動，為的是改造世界──是一種”說出一個真實字詞”的過程”。而”真實字詞”代表的是理論與實踐、行動與反省、字詞與世界的辯證性綜合。因此Freire所講的批判性識讀，可以視為是改造性、反省性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或面向，甚至更具體的說，它可以說代表了一種具有意識的、實踐性的與對話式的嘗試，企圖去理解、挑戰乃至於改變壓迫性的社會結構。(p.317)
　　批判性識讀，不只包括了批判地分析、評估書本在內，也超越了後者。Freire認為，批判性識讀可以被視為一種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模式：一種”在(與)世存有”(being in (and with) the world)的方式。要批判地閱讀或書寫，就是要從事一種形式的對話實踐：人進入歷史，是以一種具有批判意識主體的身份，能夠去命名並改造字詞與世界。批判性識讀是追求解放、脫離壓迫之鬥爭過程的一個因素。(pp.317-318)
　　簡言之，Freire的批判性識讀的概念，所關注的是一種特有的存有(being)及行動(acting)方式──而不只是與書本有關。對於相信Freire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批判性閱讀不只是傳統意義下的閱讀，在許多時候，識讀計畫中對於世界的理解要比對書本的閱讀更為重要。單只有文本，不能使人”人性化”，是民眾使他們自己”人性化的”─有部分與主動閱讀書本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透過閱讀及書寫這個社會世界而得來(p.318)。

陸、 結論
　　在Freire對尼加拉瓜識讀運動的評估中，可以看到有關Freire閱讀與書寫觀點的反省，與部份的濃縮。為了要使識讀與實踐之間的關連更加明確，Freire主張
當尼加拉瓜的人們開始將他們的歷史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時，尼加拉瓜的識讀才真正發生。將歷史掌握在手中，要先於能夠掌握字母。任何能掌握自己歷史的人將能輕易地掌握字母。識讀的過程其實遠比掌握自己歷史更容易得多，因為它將會導至社會的”重新書寫”。在尼加拉瓜，人們在重新閱讀字詞之前，便已重新書寫了他們的社會(Freire and Macedo, 1987, 106-107)。

　　表面上看來，說在一個人能夠學會讀寫之前就能改寫社會有些奇怪。不過對於Freire而言，所有的人類都是世上的”讀者”(readers)與”作者”(writers)(雖然其中某些人會比其他人更有批判力)。針對現實進行反省(reflecting upon, 就是閱讀)與改造(transforming, 就是書寫或重寫)向來就是數千年來人的一項特點。Freire指出，在1979起義時，重新書寫尼加拉瓜的歷史已達最高點，參與革命過程的尼加拉瓜人民可說是說出了一個”真實的字詞”，他們透過對話所用溝通的字詞，提供了學習書面字詞的條件。在學習字母的過程中，從重寫尼加拉瓜歷史的角度，尼加拉瓜人學到了繼續”重新書寫”其社會的方法(pp.318-319)。是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閱讀與書寫在廣義的社會改造過程中佔有重要的角色。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識讀──作為一種閱讀與書寫，可以說是一種”命名”(naming)，對於字詞及世界的命名──本身就是一改造的過程。這種說法與 Freire識讀工作及其希望敘事間的關連有關。如果識讀可以變成批判的、對話的與實踐的，它就會是人性化的(humanising)。即便這過程有許多挑戰，但是希望之火(Freire的烏托邦美夢)依然活著。
　　本篇論文中指出，Freire的批判識讀教育包括了字母、文字及語句的學習，也包括了一種對於世界的態度或定位的發展。要變得能夠識讀(literate)，需要的不只是記號與符號的嫻熟，也代表識讀者願意去加入建造和重建我們社會的行列。在 Giroux為Freie和Macedo所著之《Literacy: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寫的序中指出下列重點：Freire對於識讀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人類與世界之間、語言與改造性主體行動(transformative agency)之間的辯證關係；識讀不只是技術性的，也是追求自由之文化行動必要的基礎，是自我及社會構成主體(socially constituted agent)的一個重要層面；識讀對Freire而言就是一政治計畫，在此計畫中，人們可以肯定自己的權利與責任不只是在閱讀、理解及改造自己的經驗，也在重新形構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Giroux, 1987, 7)。

　　總之，Freire的識讀觀點不同於典型的政治家、閱讀心理學、大部份的成人識讀計畫及理論者。對Freire而言，識讀更要發展出一種特殊的社會存有模式(mode of social being)，並需要去和壓迫情境及支撐它的觀念進行抗爭。面對多變的世界，此一批判的工作也必須亙古常新。其中我們總是要抱持一種希望的敘事，不論前面有多少困難，希望仍可以提供我們進行改變的意願。(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