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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Gender, and The Body
導讀文章：
1. Jo Anne Pagano, Matters
of the Mind
2. Mary S. Leach, Turning Tricks
導讀人：方永泉教授
壹、作者簡介
一、Jo
Anne Pagano是Colgate
大學在教育研究(Educational
Studies)方面的教授，她的專長在英文及社會科課程、課程理論、教育哲學、女性與教育，其對於批判理論及批判教育學、倫理學與教育、教學及女性主義、流行文化與教育也深感興趣。她可以說是當代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主義教育理論家，在W.
Pinar所編的《理解課程》(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1995)中的第七章「將課程理解為性別文本」中即曾專文介紹過Pagano的學術思想，並以「父權荒野中的教學」為名。
根據W. Pinar
等人所編的《Understanding
Curriculum》(1995)及本系許殷宏教授的文章〈女性主義取向的課程觀點〉所述，Pagano在一九八八年以〈The
Claim of Philia）一文受到各界的注目。這篇論文探討了教師權威的問題，Pagano思索的重點在於教師是從哪裡衍生出道德權威來改變學生的生活？同時也一併探討女性教師為什麼會持續維持對學校教育父權結構的遵循？她認為假使女性教師持續遵循父權體制、權威結構與定位、整體化論述與知識的抽象概念等，將會導致她們否定本身與學生以及自身經歷和權威的聯繫。
Pagano認為女性所使用的教學藝術或是實施在女性的教學中的教學藝術，都必須致力於產生差異，教學藝術應包括了談話藝術，而且必須透過承認女性知識的價值來發展差異性。在她的代表作《Exiles
and Communities》中，Pagano認為教學是一種蘊含政治和道德情感的努力，但對於女性來說卻常隨著性別而複雜化，知識固然是力量，但界定知識的人力量更為強大，故教學在本質上即涉及權力問題。Pagano在這本書中探討了教育的倫理問題、知識與權力的問題、以及個人與社群之間的權威與關係，主張女性教師應在父權的荒野中建立起自己的社群。
對Pagano而言，「連結」、「社群」、和「依附」(attachment)是女性主義的本質，她特別提到「我們知識份子的工作應該強調和表達此種”依附”，而我們的”依附”也該強調這項工作。」簡言之，連結與依附並非情感的字眼，更不能將其視為女性天生或獨有的特質。她認為原始的知識是一種連結的、與母親共生依附的知識。但後來所謂的論述卻成為是對缺席母親的補償。然而，究竟是什麼事物阻礙與母親的共生關係，而且促使孩童進入象徵與補償的領域中呢？她解釋：「陽具（phallus）是差異的象徵，擁有陽具的人阻礙並打破共享；同時陽具也象徵著母親的缺席，它變成是權力的象徵，代表對擁有母親的權力。」由於擁有陽具者有權力，當其被拒絕認定為最初的對象時，便會產生符號性的替代物—語言，其後，女性亦其能透過語言的使用來加入男性群體中。由於女性需透過語言的使用來展現個人的存在，因此她們將會面臨視本身為他者的衝突。換言之，女性將成為「流放者」（exiles）。
此外，Pagano主張，教育中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任務，是與專業及其中的歷史進行對話，而作為學科的實踐者與教師，女性可以整理其脆弱的受傷害經歷，講出其放逐經歷，在這個過程中重建學科。但在重建學科的過程中，女性不是要回復父權制的霸權，「女性不是要那種鎮壓、抑制、強迫別人緘默的權力」，而是要發出女性的聲音，講出女性的體驗。
二、評論人Mary
S. Leach，曾服務於Ohio
State University，曾在教育哲學期刊上發表多篇文中，而Rice歸納了近年來女性主義對於教育哲學及教育理論產生了的影響，她認為Leach等女性主義學者挑戰了傳統將公領域、私領域分開的”智慧”，Leach特別質疑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中的教育改革其實並未考慮到絕大數多身為女性的教師，她們在校外生活中所必須擔負的責任對於其教師工作有多大意義。Leach主張，要增進師資培育與教學實務，我們必須對於教師本身的生命觀點(尤其在性別方面)有所了解。
貳、本文背景
「我們代表了這樣的傳統，在其中我們就像放逐者一樣生活。這些傳統
就是房子，我們的弟兄在從母體中逃逸出來後，便為自己建造房子，
他們在房裡盡享安逸，而我們則成為政治和知識上的逃難者。」
(Jo Anne Pagano)
「當前對學科間差異性的建構，動搖了教育中廣泛應用和宣傳的社會與文化特徵的觀念，例如對於隔離的、固定的身份分類如性別、種族和性提出了質疑。」
(Elizabeth Ellsworth & Janet L.
Miller)
「掘墓人認同權力的敘事(narrative
of power)，朝聖人認同知識的敘事(narrative
of knowledge)」
(Terrence des Pres)
西方自從1960年代末興起第二波的女權運動以降，對於教育領域的性別議題有著愈來愈多的關注。而女性主義者又對於教育有著相當高的寄望，認為教育可以終止女性附屬的地位，因此不少女性主義者遂展開了教育方面思想解構的工作─她們全面檢視了現存社會及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與背後潛藏的結構因素，將女性主義的觀點植入教育學的土壤中，豐碩了教育學的內涵，開展了「女性主義教育學」(feminist
pedagogy)(潘慧玲，1999)
根據潘慧玲及Maher的分析，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建構，主要源於對大學講堂中所提供之傳統知識內容與理論的回應。長期以來，西方男性白人菁英的經驗與觀點常被視為是全部人類的經驗；至於其他族群(如女性、有色人種、勞工階級)的歷史與經驗，則常被視為次等，甚至是異常的。不滿於教育中充斥著「父權」的思想，許多女性主義的學者遂開始提出新的教育模式，重新認知婦女的學習方式，期使婦女在環境中能建立其主體性，此一類主題的探究便匯流成為「女性主義教育學」(Maher,
1987)。
而在W. Kohli分析教育哲學發展的一篇文章中(Kohli,
2000)，她指出1980年代可以視作教育理論領域發展的樞紐年代，在此時，作者的「名單」開始有了轉變，特別是當我們從「性別」角度來看時。另外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及後現代思想等都開始成為教育理論中「合法的」研究領域，某一類型的教育哲學則不再被視為可以宰制教育理論的學科。在這段時間中，課程理論(curriculum
theory)與政治及社會理論也開始在教育理論中活躍起來。
就在此種學術背景下，Pagano闡明了她自己本身的女性主義的教育思想立場，她特別自女性所重視的知識及情感特質─關係、連結、依附等觀念出發，論述她的立場與現代理論中的「共識理論」以及後現代理論中「差異理論」的不同處，同時也強調了與母親身體的關聯性。
參、文章重點摘譯
Pagano的「Matters
of Mind」
一、前言
Pagano分析了當代人類智識所發生的重大革命，包括尼采（Nietzsche）所宣稱的「上帝之死」以及後現代所主張的「作者之死」，這些主張都使人理解到，人類的智識往往分屬不同的敘事社群(narrative
communities)，相互競爭。借用Terrence
Des Pres的話：「掘墓人認同權力的敘事(narrative
of power)，朝聖人認同知識的敘事(narrative
of knowledge)」。每一種敘事都訴說著屬於自己英雄的故事，要不便是尊崇權力的英雄(通常是權術者)，要不便尊崇知識的英雄(尋求真理者)。這兩種敘事中，後現代可能是較性感者(sexier)，但實則它與另一個選擇一樣，都主張棄絕身體(repudiation
of the body)，而身體卻往往被視為與女性是連在一起的。甚至於，此兩種敘事所尊崇的英雄都是孤獨與單一的個體。即便後現代宣稱要解消自我主體(selfhood)
，要破壞自我主體的幻想。從此角度觀之，後現代哲學及文學對女性並沒有新的助益，因為女性本來就是從其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而且她們的自我主體也往往是被解消的。Pagano認為，所謂的「女性他者」(female
Otherness)，所對抗的正是自主單一主體的神話，而此一主體也正是知識敘事的英雄；另一方面，雖然女性主義並未刻意強調自我的特殊性，但「他者的無自我性(selflessness)(selflessness)也正是女性主義敘事所要對抗的。女性的言說與書寫，可說是當代西方文化中使我們能夠重寫自我主體神話的一個潮流。
Pagano接下來論述了女性主義不只要對抗現代性的主體觀念，也要與後現代關於主體的觀念進行搏鬥。例如現代性的主張者Habermas亦強調的自我主體與建立共識的概念，其實預設了一個志趣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存在，但這種社群卻深受那些以往其志趣受到壓抑者所懷疑。所謂的真理的敘事經常都是權力的偽裝。另方面，對女性主義者來說，後現代主義看似一個友善的鄰居，其對於鉅型敘事及自我有所批判，但實則鄰居中也有不好的鄰居。Pagano引用了希臘神話中Odysseus與Polyphemos的故事。她認為當理論家大談：「賦與意義過程(signification)中的人格主體(personal
agent)的解消(dissemination)」，很可能意味著另一個Odysseus故事，當Polyphemos的eyes(I’s)不復存時，即便我是一個能在公眾面前講話的女性，我仍然是nobody。而這可能就是後現代的詭計(trick)中──差異(difference)固然被假定存在，但它的重要性卻被否認(pp.341-2)。
Pagano認為，身為女性主義者，可以接受單一(an)作者之死的觀點。就像尼采宣稱「上帝已死」一般，「上帝已死」僅是一個倫理─知識上的前提，而非經驗上的事實，在這樣的前提之後，某些關於知識及其用途的態度也隨之產生。它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更徹底的責任感，而且也更貼近世界及其他人們。「作者之死」也是同樣類似的前提(道德和知識上的前提)，但它一方面可能使我們轉向面對自己的責任感、面對身體，但另方面卻可能驅使我們完全不負責任、完全遠離世界及人群
(pp.342-3)。
Pagano強調，無論我們選擇了Lyotard的語言遊戲的分析，還是Habermas關於有效性主張的考察，或是我們選擇在許多修辭功能中都被解消的「自我」，我們都還是所謂對於客觀性盲目崇拜(objectivity
fetishism)下的犧牲品，它也始終是一種替代的愛欲形式(a
form of eroticism)。我們始終都是在觀念論(idealism)間作選擇，它代表的是一種對於「身體」及其與世界關係的懷疑，潛藏其下的是一種對於「無拘心靈」(unfettered
mind)的幻想，一種能夠免於身體苦痛與欲望的幻想。Pagano以為，這種幻想可追溯至嬰兒期的慾望(erotic
desire)。她提到，追求「無拘心靈」的論述，是我們一出生後，便開始學習說話及寫作的論述，是我們接受學校教育是一貫接受的論述。它們之所以吸引我們，在於它們拒斥了「一元論」(monistic
theories)、女性主義及其他學說，而且提供了一個對於未經設計但卻充滿可能性的未來的想像。但是我們並不必然要在理性及非理性、權威或無權威中作抉擇，因為這是「實踐」(practice)的問題。(p.343)
二、後現代的詭計
在後現代的教育理論中，教師所具備的修辭功能(rhetorical function)就如文學理論或哲學中的作者一樣。而道德─知識問題(moral-epistemological
problem)中重要的問題就是權威的問題。在教室中，教師固然具有權威及權力，他有權力說如此這般(say-so)，但其實就像Lyotard所講的「自我」一樣，教師也不算什麼，因為教師所處的位置就像是訊息所通過的節點(nodal
points)一樣，而權威及教學中的「I’s」則是文學及教育敘事中的虛構，用以當成說如此這般(say-so)的人。Pagano以為，我們這樣的表述方式，會忽略了教師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中具有真實權威，而他們所說的話也會對於學生生命產生真實影響的事實。甚至於，無論我們是否將教育視為文化中最有價值之物的傳遞，或是社會化及階層化勞動的馴化，或是剩餘消費者構成的生產，或是將個人引入語言遊戲，我們都假定了某種共識與共同的自我形象(communal
self-image)的存在。(p.344)
Pagano以為，若我們認真看待後現代對自我的觀點時，就會發現它純粹是個詭計。因為她很難想像，「我」(
I )就是一個虛構或是一種修辭的功能。而後現代對於教育的看法，也是難以想像的，它將教育視為一種集權主義的，且必然是一種權力的敘事(narrative
of power)；要不然便是就是將教學視為一種過時的娛樂，不必作認真的考慮。解構告訴我們，後現代的分裂性主體(postmodern
divided subject)(自我不是其自身)是單一主體(unitary
subject)所構作出來的事物(artifact)，它是由位於宰制及屈從邏輯中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所產生出來的。
後現代要去解消主體，就像共識學者強調建立共識一樣，都是一種幻想，前者推至極處，留給我們的只有差異和分裂，這會毫無意義，因為任何人在某個文本中都可以採取任何的立場。兩者都企圖透過「他者的他性」(Other’s
otherness)來挪用(appropriate)差異、來彌補(recuperate)他人的需求。Pagano以為，後現代的主體實則便是Kant主體的「再象徵化」(resymbolization)─Kant的主體是一種可無窮替代的主體，只要它願意為自身意欲(will
for themselves)就可為他人意欲(will
for others)，但後現代的主體卻無康德主體的權威性格及普效性道德律令(universla
moral imperative)的意思在內。至於共識論所主張的溝通行動主體(communicative
agent)則是Hegel「辯證主體」(dialecticlal
subject)的「再象徵化」，主體的主體性是來自於將「他者」視為「他者」，但此一溝通行動主體不似Hegel的是，Hegel的主體最終有賴於「神聖」理性(divine
reason)的創生(becoming)，而溝通行動主體的主體性則是參與了某種神聖及絕對文法(divine
and absolute grammar)的創生。Pagano歸納，無論是後現代或是共識學者，兩者對主體的解讀都是高度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的，都可以從精神分析理論的架構來解釋(p.344)。
三、從精神分析理論角度來看共識論與後現代理論─「分離」的知識
（一）分離的知識是人們一生中首先獲得的知識
從心理分析理論的角度來看時， 人們的第一個知識（first
knowledge）應屬「分離」(separation)的知識，這種知識又與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的知識相符。而這顯然又出自男性的故事(male
story)，亦很像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pp.344-345)。
在嬰幼兒的經驗中，其是與母親連結在一起的，它的身體就是母親同一肉體的延展，嬰兒並不自知自己存在的依賴、脆弱和危險，就像亞當與夏娃一樣，它與母親的關係是共生的(synbiotic)。而當嬰幼兒察覺其對母體的依賴時──它發現自己與母親是分離的、是不同的，而對男童來說，又加上了性別的差異──幼兒會感到生氣與難過。幼兒認識分離之惡，故會欲求(desires)，希望再重新與母體聯合。聖經中，亞當與夏娃原為一體，而夏娃洩露給亞當的是「赤身露體」的知識，她的欲望，成為他的行動，使得亞當註定永遠要追求「墮落前的無知」（prelapsarian
ignorance），而這段過程在歷史上被稱為「人的墮落」（the
fall of man）（man亦可指男人）。在所謂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形成的時期中，小男孩看到男生與女生是不同的，所以他感到恐懼，由於恐懼，因而建構了一種二元對立的道德結構。從這個角度來看，女生缺少的不只是性別差異的特徵（陽具），也缺乏其與母親間的性別差異（兩者同為女性），而這也是女性之所以有道德缺陷的原因。由於女人就像她們的母親，所以她們也會被緊密地囚禁在其身體的牢籠中（p.345）。
（二）女性、肉體與「惡」的連結
在其《認知與愛欲》（Cognition
and Eros）中，R.
Schott描述到，奧古斯丁（Augustine）將「墮落前」的“性”視為是一種「無欲」的狀態（a
state without desire），這種狀態是一種自然的狀態，而Aquinas則將則將「慾望」替代以「女性」，使得女性成為一種不自然，因而也與「惡」連結在一起。Schott特別注意到，大學的出現是源於中世紀教會的律令，而當時的氣氛是極端的禁欲主義，認為知識應與肉體的拒斥以及欲望的恐懼連在一起。教育與宗教的要務就在藉著壓制肉體來征服欲望，教育的活動因而變成一種要去否定知識的根基具有情感聯繫的活動，而分離則變成了知識的基礎和條件，知識與恐懼被捆綁在一起（Knowledge
is shackled to horror）。（p.345）
至此，失落、挫折與恐懼成為人類知識的條件，人類意識出現於痛苦的時刻，但其歷史卻導向我們走向某種智慧，Stanley
Cavell稱其為“懷疑論的智慧”（wisdom
of scepticism），他認為，懷疑論就源於人性的這種條件，而哲學的遺緒就是來自於我們對於這種條件的知識的壓抑與否定。Cavell區分了兩種懷疑論：「物質─世界」（material-world）與「他人─心靈」（other-minds）的懷疑論。對於Cavell來說，他人─心靈的懷疑論才是真正的問題，固然常識(common
sense)、科學方法以及證據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物質世界的足夠知識，但人們對於這些東西的樂觀信仰卻也會壓抑了Descartes就已經知道的東西─我們永不可能認識其他心靈的存在。Descartes固能透過其對於自身思考行動的意識，直觀到他自己的存在，但笛卡兒式的直觀卻不可能供我們「他人進行思考的自我意識」
的知識。如Cavell所指出的，某物總是橫亙在他人與我之間，這物就是身體(body)，身體總是阻礙了知識的穿透(penetration
of knowledge)。在Cavell對於莎士比亞的解讀中，他就說明了對於知識失敗(failure
of knowledge)的壓抑以及缺憾感(sense
of lacke)，可以說是人類悲劇的核心(p.346)。
（三）人類的知識論、心理學及文學，均起於對於女體的否定
Pagano認為，前述包括懷疑論的故事、聖經的故事以及心理分析的故事，都在表達相同的悲傷、苦惱以及懼怕──這就是人性的悲劇。這些故事都是從男性角度出發的，特別是男性失落了原初與女性客體的關係(而這種關係一度曾是完美喜悅的泉源)。它們所報導的都是男性憤怒與懼怕的不同面向。(p.346)在這些故事中的英雄都是一個自主的、個別化的孤獨自我，他是知識的英雄(hero
of knowledge)，而其陶養(bildung)則與啟蒙的鉅型敘事有關，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他往往被「性別化」。此一孤單的英雄，他能覺察到分離、個別及孤獨的時刻，在所有的故事中，分離的時刻、缺憾及流亡的體驗，皆被解讀為知識的開端。Pagano因而認為，人類的知識論、心理學與文化，均可以說肇始於暴力及否定中。而其要否定的為何？它們暴力的對象特別是誰？作者認為，就是女性的身體(female
body)。
從Pagano的角度來看，「女性身體」實際才是經驗的源起，但此種知識論地位卻遭否定；人們真正的「第一個知識」，正是「我們是與他人連結在一起並且依賴他人的」，但這些卻被「分離的知識」所否定。而分離的知識在看待「差異」時，是從分隔以及否定的角度來看，對他們而言，所謂的「關係」成了「同一性」(sameness)，差異因而變成是個人的記號(mark)。(p.346)
(四)分離知識及敘事對於教育的影響
此種盛行的敘事也對教育造成了影響，我們關心的是評估(assessment)、評鑑(evaluation)，關心教育的進步(educational
progress)，我們期盼對學生問出如：what
do you know ? how do you know？
之類的問題。當然人類學術的歷史發展固與這些問題的問答有關。然而Pagano也指出，這也正是我們教育的矛盾之處。一般有關人類源起的故事需要的是一種對自己無知的承認，因為知識幾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教育的實踐卻常常告訴我們一些肯定的答案，告訴我們教育實際上是，也應該是與道德行動的發展有關，它應與自我分辨善惡能力的發展有關等，這些似乎都是在再三告誡我們人類不要去作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也許會主張，犯錯的可能性正意味著知識的可能性，而這也是Augustine對於懷疑論的回應。但是在哲學史上，人們卻得不斷地進行這些問題的思辨，而且這些問題的釐清並不能藉著方法與程序來解決，因為人們還是會傾向樂觀的方式(如宗教和治療)，然而這種樂觀主義其實也是一種否定和壓抑。
四、從分離到差異─過分強調「差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著堅持差異，人們卻洩露了孩提期想要歸併(merge)、返回伊甸園(return
to the garden)的欲望，人們幾乎在每處都表達了這樣的欲望。我們相信這世間只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我們以為必須得在差異與連結(connection)之間作出選擇；也因為我們否定了關係知識的重要性，人們之間的「差異」變成了一種恐懼及負擔。在前述男性有關自我與知識的敘事中，所傳達的訊息是，差異同時可被解讀為可欲的(desirable)，但也可能是有害的(invidious)。
(一)對身體的否定
因此，差異代表的是我們無法認識他人或是無法認識他人知識的記號，它甚至也代表了我們無法認識自己。作者認為，Cavell有關於「我們的身體似乎阻礙了我們對於自己以及他人的完美認識」，以及「由於我們對於知識的浪漫想像，讓我們以為我們的身體是冥頑不靈的」這些分析是正確的。身體與我們自身的緊張關係，可從「禁欲有助啟蒙」（aesthetic
practice toward enlightenment）看出，同時亦可從我們將屍體稱之為“body ”看出（p.347）。
除了是啟蒙的固有阻礙外，身體也被視為是一個背叛者（traitor），我們的身體時常會出賣我們。例如Freud就是讀了Dora的身體姿態後，才揭露她言語中要偽裝的東西。另一方面，他人的身體以及言語，也會欺騙我們。例如，教師永遠不可能確知學生是否知道了他們所被教的東西，而學生也不可能知道教師對他們的理解以及期盼。我們所需要的知識總是超過我們所能及的範圍，而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我們對知識的渴求則是來自於原初關於差異及分離的悲劇性經驗，要求我們去馴化不屬於學校的身體(school
the body out of school)。
(二)學校教育中對於身體的馴化─教育的「戀物性」
身體是不透明的，它也會形成詭計欺騙教師，使其誤認某些缺席學生為出席，但教師卻也會使用此一古老的詭計。例如我們會以為教師即便腦後不長眼睛也能解讀我們的心靈，這種幻想隱匿了一種欲望，就是想要使課堂不要有身體上的麻煩，但它也透露了一種對於可解讀心靈的願望。信任(trust)可以說是教學關係中的主要因素，但這種「信任的教學關係」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我們總是要發展出某些策略與測驗，來「中立化」過度明顯的，這些策略與測驗也取代了原有的信任。
Pagano以為，學校的建物及教室也具有麻醉的效果，無論是灰色或綠色、金屬或水泥，都管制了視覺樂趣的欲望，使人的眼睛習慣於一定的美的標準。而學校餐廳中廿分鐘的午餐則規訓了我們對食物的胃口。此外，所有運動及律動的樂趣也都受限於課間休息時間。而教室內課桌椅的安排都是只讓我們能看到同學的腦勺。教師是唯一能夠看到並知道的人，雖然教師的臉及身體就像同學的腦勺一樣，但對我們而言它仍是不可理解的，我們需要認識的事物，對我們來說就是搆不著(p.348)。
人們之所以將身體逐出教室，其實是一種防衛，我們怕被身體出賣。身體會洩露我們想要隱匿的東西，其他人的身體卻可能會隱匿我希望他人洩露的事物。在否定身體的複雜情結下，包括各項書本及文件、測驗與評量，都具備「戀物的」(fetish)特性。作者認為，1980年代各類不同的改革報告其所提的建議就是為戀物而服務的。這種「戀物性」讓我們與自己的真正欲望保持一定的距離，使我們過度看重欲望的替代物。因為我們對於知識有著壓抑的焦慮，並且也不切實際地期待知識可以作更多的事，故包括增加上課日數、嚴格的測驗與評量、增加的家庭作業、核心課程、基本技能、批判思考、專業化等，就成為我們所盲目崇拜的對象(p.348)。
(二)後現代的「疲乏」
在懷疑論、基督教以及心理分析的故事中，知識是不可能獲得的。基督教中，知識之所以不可能，在於它是被禁止的(全能的神唯恐失去祂的力量故而禁止)；而懷疑論中，知識之所以不可能，在於求知的失敗本就是人類的景況(條件)；心理分析的故事中，知識是晦澀、不可解之欲望對象的替代物。由於欲望不可能被滿足，所以它成為目標的替代物。這些故事導致「後現代的疲乏」(postmodern
exhaustion)，阻礙了人與人間關係(stands
between human beings)，也阻礙了身體及其差異。教育的目的成了，一方面將我們每個人融入這樣的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中，但另方面卻試圖否定身體的差異，進而否定身體與差異兩者。Pagano認為，只有保有身體與他人的差異及獨特，才能確保每個人的同一性(identity)。
Pagano以為，後現代並非革命性的思想，它其實是懷疑論、聖經以及心理分析詮釋的繼承者，她贊同Habermas的看法，後現代是一種疲乏(exhaustion)的象徵。後現代雖然並不同意觀念論的典範，然而它畢竟假定了一種二元邏輯，亦即「自我」要不便是知識的啟蒙英雄；要不就是一種薛西弗斯式的詮釋作為(Sisyphean
labor of interpretation)中無盡的幻想之鍊，一種位在巴別塔(Tower
of Babel)(現在我們稱之為「文本TEXT」)內看不見的窗口裡，無窮片斷以及可被置換的位置。（p.349）
此外，後現代是男性故事的進一步開展。早先所謂的英雄是要改變人類知識所帶來的無知狀態，但後現代卻是要讓無知成為一種「德性」（make
a virtue of it）。就像啟蒙的先驅的英雄主義一樣，這種「德性」是在男性幼年時的憤怒中焠煉出來的。在這些知識敘事中，人們的第一個知識(人類意識的基礎)是從伊底帕斯危機(Oedipal
crisis)來解釋。知識的基礎是「分離」和「差異」，這種知識的基礎是一種靈魂的苦惱，因其自事物本體或母體切割出來，轉變成一種充滿懷舊氣氛的「不在場」，靈魂被囚禁於身體與感官之中。當然，這並不意味，女性無法從這樣的理論中學得東西，或是女性不能更有效地使用它們(p.349)。
五、女性主義理論者應走自己的路─超越共識論與後現代之外
對於以解放為目標的女性主義教育理論而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在我們對於教育的分析中運用當代的理論，但另方面卻不需採用後現代或共識理論中的「自我」的觀點。我們知道，不論後現代或是共識論，它們都主張「解放」（emancipation）與「增權賦能」（empowerment）等字眼，但在它們的主張中都有某些「特權」的成份。例如解放、自由（freedom,
liberty）這些字眼我們在討論教育時無可避免，當「差異」受制於這些方向的討論時，真正的「解放」及「增權賦能」就會受挫。例如，帶有理性主義及實用主義色彩的共識論，其實是在一種知識的同化模式(mode
of assimilation)下運作，其為女性、受壓迫者等所開設的學校、課程，都是要求她們能夠像個白人男性；而教育的內容則被視為是「既定的」，希望我們同化在某些言談模式的標準之下。至於後現代的理論則將「我們」化約為「我們所具備修辭的功能」(our
rhetorical functions)，將我們困於宰制團體對我們的再現(representation)中，就像Freud對其外孫在fort-da遊戲中所作的觀察一樣，我們被化約為「我們的意象」，看似我們找回了主控權，但實則我們卻忽視了「他者」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the Other)(p.350)。
在面對所有對立經驗時，共識論堅持我們在本質上的同一性(our
essential experience)。至於後現代堅持的是「差異性」，但卻否定了我們對「關係」的需求。兩種選擇都來自於幼兒幻想與母親合一的結果，它是一種同時兼具欲求(desire)和拒斥(rejection)的幻想。它們對幼年我們與母親關係的經驗抱持了否認的態度，將知識等同於分離。
(一)後現代與共識論的可取之處
Pagano，對於後現代及共識論兩種理論的知識迷思予以理解，可以使我們對於現在的教育結構與實踐進行批判的分析。惟Pagano也指出，後現代亦有其可取之處。例如在當代世界中我們需要有一種對於「權威的否定」(refusal
of acknowledgement)。後現代古怪的評論，其強調的拒絕安定的自我，在在都戳破了政治樂觀主義及共識論的謊言。惟由於後現代將自我當成是某個不斷改變的語言遊戲中的虛構(fiction)
，所以它也否定了那些將人類結合在一起的實質關係(material
connection)。而共識論雖承認人類關係的實質存在，但卻又認為人類的關係只有在「同化形式」(assimilative
fashion)中才有可能。(p.350)
共識論中的知識英雄總是會碰到「無知」(ignorance)及「不在場」(absence)的問題。S.
Felman認為，「無知」與「不在場」不盡相同，而是一種在行動上對於知識的抗拒(active
resistance of knowledge)。她認為，「無知」(對於知識來說是「他者」)並非與知識對立，而是知識的條件(condition)，是知識結構本身的一個元素。「無知」是一種稱之為「壓抑」(repression)的遺忘(forgetting)是壓抑導致對於身體的「無─知」，被排斥的知識就是那種我們與女性身體有關甚至依賴女性身體的知識。(p.350)
人們之間固然有「差異」，人們之間也是彼此連結的。後者是前者知識的條件。承認「關係」(connection)的優先性，才會使差異的遊戲成為可能。作者以為我們知道我們是彼此關連的，會使我們比知道我們是分隔的更容易擔負起「差異」的重責。當我們了解我們是有關係的時候，會使我們是分離的或是差異的看來不會那麼可怕(pp.350-351)。
1.後現代與共識論使我們更重視語言的弦外之意
後現代與共識論者都受到言說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的影響，言說行動理論引介了我們「作言」宣稱(performatvie
utterances)的觀念─「作言」指的是在實行此項宣稱時，也完成了一項行動。其中的一個例子便是「我承諾要作X」，當說到承諾(promise)時，就是採取了「承諾」的行動。「作言」通常與「敘言」（constative）是有別的，「敘言」僅具指意（denotative）的功能，但實際上要找到區分「作言」與「敘言」的標準是很難的，這導致有些學者主張，所有的宣稱都是作言的（或內在、或外在）。根據Austin的說法，所有的言語行動都帶有意義及力量（force）在內，用以產生意義的是一種「單純話語行動」（locutionary
act），在發言者與接受者間用以建立關係的是一種「以言行事行動」（illocutionary
act），而對於接受者產生影響的行動則是一種「以言取效行動」（perlocutionary
act）。Austion提供了五個範疇的言說行動：裁決(verdicts)、命令（orders）、承諾（commitment）、行為（behavior,
如辯解apologizing）與闡述（exposition）(p.351)。
後結構主義強調某個宣稱的脈絡(context)的重要性，認為脈絡特性有所改變時，一個宣稱也會改變其「以言行事」的力量。但脈絡總是對於未來的描述是開放的，而任一描述都會改變脈絡，這意味著言說行動的脈絡都是不可盡知的。在語言遊戲的語言中，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總是會改變某個遊戲的規則，或是將某個宣稱置於完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後結構主義者將脈絡複雜化，為的是將言談主體予以解消，而共識論中的Habermas則對言談中的某些要素頗有興趣─包括說話者的意向、普效性的文法規則，用以建立宣稱有效性(p.351)。
2.強調「解放」及「增能」的修辭
在這種背景下，有關解放(emancipation)及增能(empowerment)的修辭在教育理論中這麼盛行，就顯得特別有趣。在教育改革的爭議以及什麼理論較為適當中，到底何為解放取向的教育？在這樣的教育中，是誰要被解放？解放者與被解放者間的關係如何？這些關係又是在何種背景下發生的？若要被解放，我們要從何開始？要作些什麼？此外我們或許會去問，在教育的論述中，「解放」或「增能」有何修辭功能？它表達了什麼或壓抑了什麼？Pagano似乎認為，解放目標中蘊含的權威、參與、生產力、創造力甚至生存(survival)等概念，最終都是自我(self)與社群(community)的問題，都是個人與他人(被再現的他人)。而，到底是「誰」這樣說的，以及他是在那裡說的，才是重要的問題。(pp.351-352
（二）從小說中汲取分析的材料─《黑奴少女生命事件》中對於蓄奴父權制（slaveholding
patriarch）的分析
當代理論引導我們閱讀新的文本，讓我們進行政治的努力並去考察原有的準則。作者認為，可用這些取向來關注我們物質身體和自我，以獲得更具教導性的詮釋。包括故事、小說、傳記與自傳，都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而這些是一般統計資料或事實，一般理論所無法告訴我們的(P.351)。
近年來的教育理論似乎都相當關注「權力」與「增能」，但這種對增能教育的關注正是一種「弱勢者心理學」(psychology
of powlerlessness)的結果。當我們對於增能的修辭進行言說行動的分析時，可能會告訴我們一些我們不喜歡知道的自己之事(p.352)。
Pagano舉了一本書為例說明。Harriet
Jacobs在《黑奴少女生命事件》(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裡，探討了那些維繫奴隸制度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心理的物質環境，同時其也是身處語言及學習暴力中的研究。在這本書中，Jacobs除了顛覆基督教神話，進而以創造她自己的神話文本外，她並且強烈抨擊奴隸制度和偽善的白人蓄奴基督徒。由於其反叛精神，她修正了主流宗教教義及被動式的基督教婦德和母性定義。在本書中，由於出於對祖先聲音的記憶、其他群體族裔的幫忙及對孩子的母愛，使她逃亡出去─她為了躲避原主人的性迫害，而婚外生子，投入另一個”較好”的蓄奴者的懷抱。Jacobs迫使讀者去思考她在一個蓄奴世界中之所享有這些事物的原因，承認她之所以能享有這些主要仍是來自其被奴役之姐妹的代價(pp.352-3)。
Jacobs所述說的是女性的故事，女奴的遭遇比男奴更慘，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境遇說出來，為了是她看到了其個人的羞辱的歷史正代表了一種奴隸制度的普遍弊端，它可能是所有被奴役者的故事。我們從這個生命故事中的事實，去思考其他人的故事，去思考影響這個國家的種族歧視。Jacobs
在這本書中描述的是一個私人的家庭世界，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便是女人之間受到了父權式的蓄奴制度而彼此分隔，她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女奴往往成為性玩物，而妻子的形象則被理想化及貞潔化，她的故事也是一個跨越世代的女性社群的故事。但這不意味故事中的角色可以互換，故事中的主角對我們僅具修辭的功能。
最後，Pagano並以該書與《簡愛》比較。簡愛一開始便是：「讀者們，我嫁給了他。」而《黑奴少女生命事件》的結尾一段卻是以：「讀者們，我仍然沒有一個家。」開始，雖然使用了一般浪漫小說的手法，但在整段中卻質疑了家庭、關係、社群的主張。最後作者認為，關係與脈絡的改變會使得原有的權力結構動搖，但這不只是文本上的爭議，也不是文本有許多不同詮釋可能性的爭議，而是一個關於我們作為一種認知者，以及身為認知者，又作為一個社會體(social
body)的成員後，我們該具體該作些什麼有關。
透過教育，我們學習到我們自己是誰，我們開始面對與他人的關係，我們也進入了身體政治（body
politic）中。我們成為一個帶有歷史與未來的讀者，而且有過去及未來的讀者相伴。這些都是心靈的實質(matters
of mind)。
Mary S. Leach的「Turning
Tricks」
本篇文章為對於前述Pagano文章的回應。作者Leach先是引用了Luce
Irigaray 的文字來呼應Pagano文章的主題，但是她也認為即便Pagano 已然正確地發掘了西方哲學傳統中向來即有的異性戀與性別歧視中的觀念論─唯物論的二元對立，但其也提醒讀者今後任務有多艱難，在過程中可能會常常遇到欺騙。
接下來，Leach分析了Pagano文章的內容。
一、Pagano所甪的論述策略
Pagano首先敘述了「自我」的歷史迷思，並且迫使我們時時檢視這些迷思敘事對於身體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在對於女性身體的圍堵(containment)上(女性他者，female
Otherness)。她頗有說服力的展示了基督教的故事，心理分析的理論以及當代後現代思想中的共同處，也就是對於身體的驅逐以及規訓，以及對於「看見女性／女性所在的位置」(sight/site
of the female)的深深恐懼。Pagano所關注的是隱藏在我們智識傳統轉變下的”neat
trick”，也就是後現代思想這種「哲學學步車」(go-cart
of philosophy)
固會使許多人有興趣於社會的變遷，然則後現代思想在傳達女性的「具體特別性」(embodied
specificity)並沒有那麼有吸引力，因為那些(男性)的後現代理論家往往在其對「差異」的頌揚中欺騙了我們。
共識論固然認知到自我與他人間的相互關係(如Habermas)，但他們沒有進一步去解釋「他者基本上所具有的外在性」(essential
foreignness of the Other)的重要性，以及為何這種「外在性」最終會成為一種不造成任何差異的差異性。共識論其實具一種搖擺性格，在既有的權力關係下，女性的自我、個殊性、所發出的聲音及作品予以男性化(andropomorphize)。此外Pagano也對後現代對於女性主義者的吸引力有所懷疑，認為其所建構的關於自我的幻想就像共識論一樣。兩者都要吸納差異，兩者都要回復他人的欲望與需求，但在理性的外表下，卻藏著機器中的幽靈(ghost
in their machine)隱藏了起來─也就是我們在身體上最終的差異。(p.356)
雖然Pagano注意到了這些理論中的問題，但她不是採取對立的立場，而是以戰友的立場來看待。她希望我們這些和她有同樣想法的人，可以利用這些思想的潮流，轉個彎玩個花樣來達到我們自己的目標。所有的不同的理論，其實正提醒我們，不要奢求一個「人性的」共相(the
“human” universal)。她所留給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要問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運用這些跨文化(intercultural)、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女性主義的)理論，來建構一個後殖民的、無法歸類的、特定的具體的反省之主體性(reflective
subjectivity)、意識與人性─不是在神聖的歷史性「單一」的形象中，而是在「差異」的自我批判實踐中，這種實踐可以重新復甦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p.356)。
Pagano也留意到她所使用的字詞可能會引人誤解，她承認如果描述過於簡短，可能會過度簡化高度複雜的理論體系，特別在後現代思想的例子中，因為後現代的目的，有一部分便是在質疑抽象知識的、高度理性的單一邏輯描述。後現代的論述不是單線的，而是矛盾論述(conflicting
discourses)的匯集。(p.357)
Pagano也不想將她的論述定位於起源”神話”(迷思)以外的位置，因為人不可能不受到這些神話的影響，她一方面得運用這些神話(例如她使用了精神分析的前提)，但一方面又得質疑這些神話。
二、確實性的詭計─Pagano對於此一詭計的排拒
Leach認為，Pagano之所以採取此種作法，為的一種修辭學(rhetorical)的功能，她將其當作一種說服(persuasion)的工具。但Pagano的修辭或說服，並非分析哲學中狹義的作法──強調理性的權威。Leach引用了S.
Toulmin的論點，提醒我們，十七世紀以前，由於人類生命的多樣性，導致多元觀點哲學的出現，在那個時候，「確定性」的瞹昧與缺乏並不是錯誤，反而代表它是一種不同種類的實用知識：口頭的、個殊的、當地的、應時的(timely)。那時不會有人質疑修辭的邏輯性，也不會有人將修辭視為是第二流的領域。講求作品中確定的證據，而不論具體個別的事例，這種觀念源於Descartes所引發的哲學辯論。(p.357)
許多女性主義者反對自從
Descartes之後的正宗準則，對於其所謂「確實性的詭計」(trick
of certitude)並不感興趣，認為其過度著力於書面敘述間關係的形式分析，卻未注意到說服性討論中偶發的優缺點。
我們知道，對確實性的主張，是一種行動(move)，此種行動為一些教育的「邏輯家」(logicians)所喜，這些邏輯家堅持「說服」與「證明」(demonstration)是不同的。他們將那些不適用於其方法的論證視為是謬誤(fallacies)，將大多數的人類推理思考化約為某種特定風格(style)的論述，認為論述不能偏離其前提中的「真」。然而這種對於論述的定位，卻使其構想出一個不需任何修辭的觀念領域，這又是另一個幻想。(p.358)
Pagano認為，女性雖然身處矛盾地位，但仍必須發聲，以轉變此一詭計，必須在一個充斥著既有故事(這些故事已然忘掉其歷史)中發現自己的位置。然而，理解到所有的說服修辭與哲學數學(philomathematical)「證據」都是某些論述(arguments)，並不會導致相對主義(relativism)。後現代中”anything
goes!”的邏輯等同於「每樣事都一樣好」。然而，Pagano在排斥傳統的衡量絕對真理的標準(Plato的計謀)以外，也拒絕安於某個智識傳統之下。
三、擺脫父權哲學的權威─教育哲學研究應該容納新的文本
的確，在Pagano整篇文章中，都在說明婦女可以忘卻此種哲學父親的權威，進行發聲及書寫。她勇敢地面對各種矛盾，在一種關係及依存知識的鍛鍊下產生了智識上的碰撞，她相信，這種知識是來自與我們首先與母體的關連。
Pagano相信，在教育哲學的傳統以外(傳統的知識論、語言哲學等)，進行不同文本的書寫，更有助於理論的創新。那些致力於揭發正統中的欲望者，通常都會使用故事、小說、傳記和自傳等，以試圖避免正規的系統性批判分析的修辭。Pagano在Harriet
Jacobs的著作中找到了適合女性詮釋的方式。Jacobs的敘事具有雙重性─她的著作具有雙重性，因為它是由一個女性所撰寫的─這特別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而其中的主題及人物，若以正統的教育分析哲學來看，可能無法理解，因其所描述的是一個女性主角受苦的人性形象，這只能透過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附來理解(pp.358-9)。
Pagano清楚地認知到，此類「新近發現的文本」，有助於我們對於「差異」及「關係」的認知，而「差異」與「關係」對於社會變遷是頗為重要的。雖然她並未明白表示，但似乎她也認為，那些原先依照種族、性別、和族群被區分的另類作者的作品，應該是最能滿足我們需要的作品。
Leach指出，Pagano之所以特別重視上述作者的作品，並非因為這些作者真正地代表了這個社會的構成。而若Pagano如果真的是如此認定，那可能也是部份來自下列的原因：這些作者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可以完全透明地傳達其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ies)的真實與直接經驗。不過，Leach也提醒，Pagano在談到《黑人女奴生命事件》一書時，其真實性可能有些混淆。假若該書是當時的另位白人女性廢奴主張者Lydia
Maria Child所寫時，那我們與該文本的對話時會產生何種差異？那時，這個故事還會是一個具教育性、顛覆性的文本嗎？
當然，正如同Henry Louis
Gates, Jr.所言，「我們很容易就陷入女性主義評論家Nancy
K. Miller所謂的”身份”(as-a)評論中。例如我們總是以白人中產女性、或是有色人種、同性戀男性身份來發言等等。那也是一種畫地自限(confinement)。」不過Leach也指出，不論每個人開始時如何的真誠，每個人的自傳都不可能不受到文學表述結構的影響。(pp.359-360)
Pagano當然認知到，《黑人女奴生命事件》中的故事是以十九世紀的女性的戲劇化情節為原型，但她未明白點出的則是，從Jacobs身為一位女性的角度來看時，語言究竟扮演了何種的角色？Jacobs身為一位女奴的身份，難道沒有受到其所使用的語言的影響嗎？Pagano的論述，使得Leach更想了解她對於主體觀念(被決定的自我)的解釋，及其與過去和現有論述結構的關係。
四、從策略的角度來解讀女性主義的著作
另位Donna
Haraway不是從啟蒙的人本主義(Enlightenment
Humanism)的角度出發，她希望我們將Jacobs視為一位策略家(trickster)，並從此一角度來解讀。在Haraway對於過去女性發聲的重新詮釋中，她也呼應了Pagano的看法，認為有必要回復女性主義者人性的角色，雖然其所描述的可能是一種非普遍性的人性，此種人性中充滿了自我矛盾。
Haraway選擇了另位女性人物Soujourner
Truth作為代表人物，幫忙我們理解所謂「非普遍的人性」（nongeneric
humanity）。在這種「非普遍的人性」中，個殊性(specificity)可說是關係(connection)的關鍵。對於Haraway而言，女性身體應脫離其歷史建構，她也知道，主流文化認為與自己的身體建立關係(特別是身為女性者)是不好的。但Haraway不像Pagano，後者以自己的立場無畏地踏過許多女性主義者的爭議，Haraway則試圖聆聽物質(女性的)身體，她要去確認身體的位置性(bodily
positionality)，並拒斥將身體予以本質化。Haraway關心的是，身體脫離或違反主流文化之再現的問題，她想要避免身體被商品化的問題，所以她試圖發現一些謀略型人物，其立場觸及(或未觸及)身體與身份的問題(pp.360-1)。Haraway似乎更關切那些不太真實的現代主義故事(較之後結構的女性主義思想而言)。
由於視真正的自我為真實的身體，Haraway使用了trickster一詞，她希望能藉著認識諸如S.
Truth之類的trickster，找到一條逃脫之路，一條作為通往非異化身體性(non-alienated
embodiment)之路的先決條件。此外，她也訴諸其他的傳統，諸如美國西南部當地婦女的紀錄等(Southwest
native American accounts)。(pp.360-1)
就像Haraway一樣，另位女性主義者Luce
Irigaray也試圖重新發現(dis/cover)過去被父權建構掩蓋的身體。但她選擇的是另條路線，就是那些更具戲謔性的後現代思想。由於常有不同的詮釋，這使得她的作品常告訴我們身體是不透明的，正因為不透明，所以我們需要學習去觀看。她依賴過去的一些批判─包括Marx,
Freud, 還有Lacan,
Derrida等人─這些人將物質的不透明賦予一種形式，使得婦女能投入其探究，不致落於男性價值所呈現的透明之內。雖然Irigaray的方向有所改變，但是她的目的仍在於對於性別差異(sex
difference)進行書寫，就像它在過去的哲學論述中的符號再現一樣。在她的《他者女性的反身之鏡》(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中，她展現了在Plato,
Descartes, Kant, Hegel與Freud的思想中有著一種系統及邏輯上的統一性，那便是他們皆依賴於一種性別的二元對立(sexualized
binary opposition)(男性／女性)，而此種二元對立在其後的想像與文本的實踐中，逐漸被化約為單一的認知主體(knowing
subject)。此一認知主體是陽性的(masculine)，而透過敘事的發聲產生其論述。在Irigaray的近作中，則是分析了較近之哲學家所使用的語言，其開始於Nietzsche,包括Heidegger、Levinas與Derrida，她展現了一種審慎的樂觀，告訴我們有一條路可能可以治癒詩與哲學間的分裂(spilt)─或小說與理論間的差距。這種分裂，也可能是Pagano所關注的問題，可以被一種更詩意的語言所治癒─「這種語言並不在宣稱(announce)(或證明demonstrate)真理，而是在製作(makes)可用以行動的真理，這種語言不會在一種小說／理論的階層中得見。」
例如Irigaray就發現在Nietzsche的散文中，有一種對於主客對立的拒斥，而較偏向一種文本間的肉身相接(corps-à-corps)，惟她仍是以”女性”(woman)的觀點出發，傳達了她對於分離論(separatism)的關注。在《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性別非單一)中，Irigaray寫道：「將女性區隔開來，固然看似必要的策略，然而這種分隔終究會等同於一件事，套句Pagano的話來說，就是對於我們關係及依賴的否認。」(pp.361-2)
五、女性主義的共通處
Pagano的論文和其他所引用的作品，都可以視為是女性主義者在差異上的各種位置，它們使得女性主義更像一張網，逐漸增加了女性主義的傳統，它們觸發了女性主義者對於過去的重述，同時也引發了社會鬥爭。但是這些女性主義者共同之處，就在於她們從不接受那些將我們身體隱藏起來的二元論，因為這種二元論化約了人類的思想，貶抑了人的想像力，而只注重所謂科學真理的追求，將真理視為是客觀的、遠離人群的與中立的對於自然祕密的擁有。雖然她們的觀點有所不同，然而她們所要求的是一種新的認識論立場，要求對於女性主體性的重新／發現，她們立論的基礎在於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edness)、溝通和社群。藉著對於embodiment(身體性)與性別差異觀念的正視，Pagano在教育上創造了一種與女性之間的新關係，並且設計了合於女性主義者目的之策略。(p.3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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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y: A Comparison of “Liberation” and “Gender” Model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169:3, 91-100.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描述Odysseus等人在十年漂泊生涯中，曾遇上海神Poseidon的兒子──嗜吃人類的獨眼巨人Polyphemos。Odysseus為了脫離險境，便灌醉Polyphemos，並自稱“No
body”：My name is Nobody: mother, father,
and friends,everyone calls me Nobody. 當天夜裡，Odysseus和同伴趁Polyphemos倒頭大睡時，刺瞎了他的眼睛。痛楚萬分的Polyphemos向其他獨眼巨人求救：Nobody,
Nobody's tricked me, Nobody's ruined me!
可是，在旁人聽來，Nohbdy如同nobody，故反而勸他要向天神Zeus祈禱，因為這應該是神的行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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